一个读书人从童生考到进士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可以光荣毕业了。然而，对于科举制度中的精英们来说，学习和考试还在继续。

在殿试发榜后不久，一甲的前三名（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）就会接到上谕，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，这就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视为最高荣誉的“点翰林”。而二甲出身的那些进士们想进入翰林院还得要经过朝考。

在朝考中脱颖而出的将进入翰林院，进入翰林院的进士名为“庶吉士”。一般被选入翰林院的除了考试成绩以外，还要经过面试，任你答卷做的再好，但是长成歪脑袋斗鸡眼的，也是没有机会入选的。

翰林院的这些翰林们被视为朝廷的“储相”，是高级官员的储备人才。但是这个衙门没有高收入，翰林院的庶吉士每月可以得到户部提供的四两多银子的生活费，这个待遇相当于一个知县。

当然进了翰林院应酬太多，逢年过节又要给老师和官员送礼，这点银子显然是入不敷出，而他们也不像知县那样有贪污的机会，生活过的自然就十分清苦。以至于在京官中有“穷翰林”之说。到了康熙年间，朝廷规定每年由盐政补贴翰林院一千四百两银子，按人数分。即便翰林的日子过得紧，但是大家都会抢着去吃这个苦。

物质生活上有所匮乏，不过翰林们在精神上是富有的，皇帝对翰林尤其重视，在许多制度上都体现出来，比如清朝的服饰制度非常严格，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朝珠，三品以上才能穿着貂褂。而翰林院的编修、检讨们只是七品的小官，但是皇帝为了表示恩宠，也允许他们带朝珠、穿貂裘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。

这班翰林不仅在穿戴有特殊照顾，就连出门拜客的名片也都与众不同。当时的风气，凡是一位新进士、新翰林，出来拜客的名片特别大，本来七寸的名片，放大到近尺。而名片上的字也很大，一个字足有两寸多。

翰林们的面子很重要，所谓的“穷翰林”的提法，很可能不是别人，而是翰林们自己先哭出来的，因为当官穷不可耻，反而光荣。但是如果个个当官的都是循规蹈矩领着自己的那份俸银，这个天下也就太平了。

翰林最好的发财机会就是三年一放的学政和主考，学政是最肥的差，靠着各种潜规则，出去一趟多则数万两银子到手，够吃一辈子了。其次是乡试主考，出发时可以从户部领到几百两银子，但由于沿途都有驿站招待，实际上这钱花不出去；而且考完试地方上还要孝敬一笔价值不菲的“辛苦费”，一次出去最少也可以收获几千两。

翰林院的编修、检讨不过是同知县一样的七品芝麻官，不过他们一旦外放学政、主考后，来到地方上其地位远不是同级的知县能望其项背的。

按清朝制度规定，知县想见总督、巡抚得上手本、称卑职，行庭参礼。而同是七品的编修、检讨来地方当学政或主考却可以和督抚们平起平坐、称兄道弟，很多地方上的官员还要排队去“慰问”他们。

在京城，翰林们除了编修各种书籍以外，级别高的还要担负起皇子皇孙的教育以及皇帝的顾问。所以有两个地方和翰林的关系密切，一是上书房，二是南书房。

上书房是皇子读书的地方，清代有硬性规定---非翰林不能当皇子的老师，而这些学生中将产生未来的皇帝，老师自然也师凭生贵。

南书房是翰林们轮值以备皇帝顾问咨询的地方，在此入值的翰林官统称“南书房翰林”。皇帝以南书房为媒介，除了同翰林们探讨学问外，还可以了解皇宫内外的情况，体察民情，并借此考察翰林们的德才；而翰林官们通过南书房为载体，也搭建了一座与皇帝沟通的桥梁，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，所谓的“穷翰林”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，除非这个翰林生性有洁癖，闻到铜臭味就避而远之，或者读圣贤书读的走火入魔了，真的按书上一板一眼的那一套来处事。

翰林在明清时候的荣誉是至高的，要想当上内阁大学士这个文官的最高品秩，前提就得是翰林出身。不仅生前翰林的地位尊贵，就连死后也能体现出来。

中国是个很重视“死”的国家，“怎么死”或者“死出什么体统”是个很让人计较的问题。官员死后的谥号事关个人和家族的荣誉，在活着的时候就要为之努力。

清代的谥法规定，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得在谥号中用“文”字，有清一代极少例外。比如左宗棠，因为他镇压太平军以及平定新疆的巨大功勋，才破例由举人出身晋升为东阁大学士，封恪靖候，死后谥“文襄”。

所有大臣中的谥号又以“文正”二字最为尊贵。整个清朝总共有八位获得“文正”谥号，他们分别是：尚书汤斌、大学士刘统勋、朱珪、曹振镛、杜受田、曾国藩、李鸿藻、孙家鼐，这八个人全是翰林出身。

翰林生前死后都如此荣耀，难怪大家挤破了头都要过把翰林瘾再死。